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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午仲春伊始，整理台继武、台立业文物鉴古史料进入关键阶段。约文友王成军，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他是一位文博志愿者，不遗余力帮助我们搜集、整理家族鉴古文化史料。见面伊始，他便卖了个关子，说新近发现一条台继武的重要史料，待稍作整理后再告诉我们。他没继续说，我便不再问，这是我们达成的一种默契。尽管没再问，但这条还不明朗的信息，却在心里掀起阵阵波澜，又激动，又兴奋。没过几日，成军便发来一篇短文，名为“前街堪话古，车过不辞停”，写的是台继武与文物界大家王世襄、谢辰生、史树青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交游往事。关于这段往事，还得从1950年说起。

　　1986年青岛文纪事物讲习班后在平度考察天柱山摩崖石刻。前排左为史树青，中为关天相，右为台立业。

　　1950年8月2日，王世襄、谢辰生、史树青受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委派，赴平原、河南、山东，选提驻扎在新乡的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文物（1949年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通令成立平原省，8月20日，平原省正式成立，驻新乡市，辖新乡、安阳、湖西、菏泽、聊城、濮阳等六专区。1952年11月15日，平原省建制撤销，将新乡、安阳、濮阳三专区划归河南省；菏泽、聊城、湖西三专区划归山东省），重点是调查济宁嘉祥县武梁祠石刻及市区所藏武氏祠堂刻石情况（郑振铎担心当地保存不好，有意搬迁至北京）。

　　武梁祠是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东汉武氏家族墓室的石祠（俗称梁祠），其画像简洁明快，细腻传神，在汉代石刻中是一组有很高历史艺术价值，在国内外素负盛名的重要石刻。据史树青回忆：“1950年文化部文物局郑振铎局长商得周总理同意，决定将武氏祠石刻全部运京建立专馆，使国内外观众能见到这组石刻。指派谢辰生、王世襄和我持文化部介绍信到嘉祥调查、接洽。当时嘉祥属平原省，省会在新乡。我们首先见到平原省省长晁哲甫，文教厅长王震华，文管会主任裴毓明，他们对文物局的意见表示赞同。我们便绕道郑州、徐州、兖州到嘉祥，见武氏祠石刻都嵌在墙上，一部分纹饰已有剥落，我们认为当时运到北京运输条件有限，怕有损伤，损伤太大不如就地保管。后向郑振铎报告，郑表示同意。”（史树青：《郑振铎的宏愿》，《中国文物报》2000年10月15日）

　　三人于8月12日下午3时，结束河南的考察调研，从郑州到达嘉祥县，武梁祠在距县城15公里的武翟山。为了抓紧时间，在县政府稍憩即雇架子车去武梁祠。薄暮抵距武梁祠3公里之纸坊集，晚即宿于此。13日黎明步行至武梁祠，石刻保存在五间南房和三间东房内，都嵌砌在墙上，大致完好，仅房顶曾为炮火所毁。他们将每一块石刻与大村西崖雕塑篇的图版逐一核对，并量了尺寸编了号记录下来，其中有见于雕塑篇而不见石刻的，也有石存而不见于雕塑篇的，凡相符的，统将雕塑篇页数附记在尺寸之后。在武梁祠的前面有三个大土丘，据当地一个六十余岁的农民说，在他幼年时，大雨之后曾陷出羡道斜通其中，较大的一个土丘下，因为空气不好及道内黑暗，无人敢进。现在这三个土丘上完全种了庄稼，据谢、王、史三人推测，当系汉墓或与武祠有关。将来运武祠石刻时，似应同时发掘该墓，当可有不少收获。

　　回京后谢辰生撰写了《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署名文物局文物处，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上。时年，王世襄36岁，谢辰生、史树青28岁，三位青年才俊，正值青春年华，当属国家文博系统的新生力量。

　　参观考察完武梁祠后，三人联句创作了第一首词《虞美人》，以作考察纪事。全词如下：

　　考察工作结束后即返嘉祥搭汽车回济宁，下车后去市政府看武荣碑及“孔子见老子”石刻，均尚完好，嵌砌在市政府前院东廊南墙上。在济宁因雨，滞留两日始去兖州转济南。

　　结束嘉祥、济宁的考察，三人于8月15日返回北京，路过济南稍作停留，台继武和儿子台立业陪同三人游览了大明湖。三人返京途中联句创作了第三首词，以记历程。全词如下：

　　在济南期间，台继武还邀请三人到家中做客，并亲自下厨，做了几个拿手的潍县小菜，举杯小酌，谈古论今，鉴赏文物，交谈甚欢。

　　此时茹古斋歇业，台继武和儿子台立业已无事可做，只是偶尔为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做些临时工作。台立业跟父学徒已有几年，对文物鉴赏、金石拓片也有了一定的见解。父亲遂叫儿子一边斟茶倒水，帮助照顾客人，一边让儿子借机向三位先生请教学习。聪明伶俐且悟性高的台立业，给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三人离济不到两个月后，台立业如愿以偿加入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任调查员。台继武亦于1951年1月，正式入职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椎拓金石拓片工作。据老辈人说，台家父子的工作能得以迅速落实，除王献唐予以关心外，还与王世襄、谢辰生、史树青三位先生的鼎力帮助密切相关。

　　在以后的岁月里，三位先生还时常来到山东，考察调研，鉴定文物，讲学授课。1986年，史树青应邀到青岛文物鉴定讲习班讲课，台立业和关天相一起陪同。据台继武儿媳妇高燕华回忆，只要史树青先生来济南，必定到家里来看望公公情。另外史先生还跟小叔子台立业是同学，他们都参加过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训练班，台立业参加的是1954年第三期，史先生参加的是1955年第四期。

　　三首联句作词，记录了三位先生的山东之行历程；彰显了他们坚实的国学功底和豁达、乐观的浪漫情怀；见证了朋友之间朴素、平实的线年，王世襄偶然翻出当年赴鲁联句作词旧稿，感慨往事如昨，在北京红楼书写于扇面，将原句“平生志”改为“平生意”，“归云收宿雨”改为“淡云收宿雨”，赠予谢辰生。这年，王世襄61岁，谢辰生、史树青53岁，已经或接近步入老龄；此时台继武已去世一年，王献唐离世十五年。当年那个19岁的台立业，也已经步入不惑之年，可谓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史树青看回想当年境况，作“关于《词三首》的补充”文章，发表在3月22日中国文物报上。一是对嘉祥武梁祠未搬迁原因作了说明。之前郑振铎局长有意将武梁祠石刻全部调京，建设专馆，供众参观。经王世襄、谢辰生和史树青调查发现，武梁祠石刻石面多有剥落，担心运输更有损伤，在京建馆之事，未能实现；二是对第三首词结句作了解释。“前街堪话古，车过不辞停”指的是拜访王献唐和台济（继）武先生，济（继）武是山东文物鉴定专家，收藏甚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台立业之父，可谓子承父业，家学有传矣；三是对文中校勘和几处错误进行了补正，并向作者及广大读者致歉。

　　从1950年三人联句作词，到1975年王世襄题扇赠谢辰生，再到2000年史树青撰写补充文章，其间整整跨越了50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历练，三位先生已撑起了中国文物界的半壁江山，成为文物鉴定泰斗。

　　王世襄，文博专家，文物鉴藏家。曾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抗战胜利后，他代表国家去日本，追回107箱国宝古籍，立下大功。2003年还得到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晚年把珍藏的79件明清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自己没留一件，真正做到了“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谢辰生，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的信条，用毕生精力从事文物立法工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推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写入法律。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1983年起参加全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历时八年完成6万多件书画鉴定。2009年获中国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被誉为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史树青，当代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业60年，鉴定文物百万件，鉴定精品不计其数，人称鉴定国宝的“国宝”。他对孔望山的研究尤为世人瞩目。他与启功、杨仁恺、徐邦达并称为我国“四大文物鉴定专家”。当年的毛头小伙台立业，也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2006年3月，台立业在济南辞世，国家文物局也派人前来吊唁。整理家族鉴古史料唤醒了我们沉睡多年的记忆，想起台立业去世不久，孔雯（立业先生继女）向我们说起的一件事：爸爸去世后没几天，北京一位姓谢的老先生打来电话，追忆爸爸，慰问家人。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时隔20年后回想起来，这位老先生应该是谢辰生，那年他86岁。

　　台立业去世后的第二年（2007年），史树青去世，享年85岁；2009年，王世襄去世，享年95岁；2022年，谢辰生也走完了他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路。

　　斯人已逝，当年联句作词还在，通过《中国文物报·关于〈三首词〉的补充》《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和《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实》等文章、书籍，还依稀窥见先生们正青春时的身影。老一辈文物考古工作者已走入历史，但他们为新中国文物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已载入共和国文博史册，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