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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喝了酒后，摄影师黑明原就柔和的五官变得更加模棱两可，眼角因有些犯困，一个劲地向下耷着。长桌背后的墙上挂着年轻时朋友为他画的肖像。许多年过去，对比着看，这张脸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此刻涨红了许多。

　　墙的同一侧，挂了另一张大幅彩色个人画。他匆忙走过去取下来，不好意思地说这本来挂了张小孩的照片来着，朋友最近送了画，他碍于情面，只好换上。这间位于宋庄的工作室建好已有15年。如今，多数时候只有他在此独自生活。孩子、太太都在加拿大，他每年过去住三个月，语言不通，待不长。作为一个常年云游四海的摄影师，终于退休后，他有了更充分的时间完成自己的选题。

　　2025年7月，他的摄影集《100年的新窑子（珍藏版）》面世。该书记录了他从1996年起在陕北山村新窑子拍摄的勤劳朴实、虽有几分无奈却不乏改变命运理想的农民，以及他们天真可爱的下一代，涵盖调查、访谈、评论以及不同类别的照片。2025年，黑明两度重返新窑子拍摄，记录新窑子的变迁。当初采访、拍摄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黑明感慨，他们重视子女的教育，对未来的生活和发展充满信心，“与城市人的差距越来越近，有的甚至早已超越了城里人的思维模式。”

　　30年里，他着了迷似的每年都要去四五次那个名不见经传的陕北乡村。一些评论认为，这些照片不仅承载着新窑子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更让人看到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但对于黑明本人而言，拍摄更多的不是出于这些厚重的使命，它更像是一种直觉，“每当我回到北京，冲洗出在新窑子拍的照片，内心总有一种要重返新窑子的冲动。”

　　很多人以为我是从山里出来的，对我的想象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村孩子。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我父亲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1941年就参加了工作。他是文艺爱好者，写字写诗，师范毕业。我们家里的条件比当时的一般人要好。我玩摄影特别早，16岁就有了第一台照相机——哈尔滨产的，还是邮购的。那时候，我的工资才十几二十块，这台相机在我们那小地方，都没几台。

　　一开始，我也学画画，但觉得画得太慢。看我哥哥拍照、洗相片，觉得这个过程特别快，一下子就迷上了。二十二三岁，我去天津工艺美院念书，毕业后到了北京。说起来，我的人生挺顺的，没受过什么罪。在别人想象里，我在新窑子吃了多少苦，那都是30岁以后的事了。

　　早年去新窑子，我每次坐飞机到延安，一下飞机，快到的时候，就要到郊区的小超市里买十来箱酒和方便面带去。那时候，出租车特别少，第一次去是朋友开车带我去，我再去的时候就是坐黑车。再之后，村民们开着拖拉机就咚咚咚地跑到机场接我。

　　没水没电，洗不了澡。一开始去没地方睡，我就睡在庙里。里头有一个炕，立了个玉皇大帝的牌位，我把玉皇大帝推到边上，就这么睡了一个星期。

　　为什么去新窑子，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我不喜欢那种拍一张半张、起个标题就发表的照片，我觉得太浅了，我想拍一个系列。1980年代，我也干过那种骑个自行车、看见什么拍什么的事，假装自己是个艺术家。毕业后，我才真正开始琢磨专题。我的第一个专题是拍知青，叫《走过青春》，第二个专题是拍“”。新窑子就是在那会儿进入我视野的。

　　因为拍延安的知青，我知道了新窑子这个村。《延安日报》的一个朋友带我去的。第一次去，我觉得这地方太难拍了。离城里不算远，半个小时车程，到机场一个小时，但环境不行，人特别穷。我心想，这村子怕是没什么发展前景，我拍了能有什么变化呢？可人就是这么奇怪，那儿的人挺好，我对那儿有了感情，就不想走了。

　　他们把自己吃的土豆、红薯给我吃。我去那儿不是为了吃口好的，要是为了吃，根本不会去。就是被那种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感情打动了。我就留在了那个“烂地方”。我老婆后来还问我：“那地方好，你到底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该在那儿。”

　　第一次去时间很短，就一个礼拜。我一走，村里人就传言我跑了，说我是“特务”，因为我头发长，穿着格子衬衫、牛仔裤，戴个墨镜，还拿着相机。村支书还偷偷打听，想知道我老问村里多少人、收入怎么样、靠什么挣钱是想干嘛。

　　转机是我得了一个摄影提名奖，叫金像奖，上台给我颁奖的是科学家周光召，电视上播了。后来，我又出了本书叫《走过青春》，《东方时空》做了报道。村里人在电视上看到我了，他们这才确信：“哦，原来不是坏人”。

　　新窑子村，白整风、郭为生夫妇和儿子白小龙、女儿白莲花，1998年摄 图/黑明

　　信任建立了，事情就好办了。我用莱卡M6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洗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很感动，但也有点“遗憾”。有人心直口快，埋怨道：“看你把我们照得黑不溜秋像个什么样子！你就不会给我们照张彩照吗？”后来，我就特意买了一次成像的相机，当场就能出彩色照片，给他们送去。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其实，把照片送过去，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没想着一定要做成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项目。某种程度上，新窑子成了我的一个“消遣”之地，一个精神出口。一到新窑子，我就觉得彻底自由了。我有时候去，连相机都不拿，就背个书包，带个笔记本——不是电脑，就是普通的记事本，跟农民们聊聊天，住上一两个星期再回来。一年里去个五六次、七八次是常事，元旦、五一、国庆、春节，我肯定在。

　　时间长了，他们不把我当外人了。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都会给我打电话：“我明天出嫁女儿，你能回来吗？”“我妈死了，你回来照相吗？”平时老有沟通。有人会说：“我爸病了，你在北京给找个大夫。”那我当然得帮。他们来北京看病，就住我家。

　　你说麻烦吗？也不觉得麻烦。我到新窑子，给人添的麻烦更多。我最多一次在那儿住了四十多天。一开始住村民家，后来村支书让我住学校的党员活动室。春秋夏还好，冬天冷得没法住，我就钻进一个红布袋子里御寒。

　　村里的生活很有意思。晚上，我们喝酒、划拳、唱酒曲、唱酸曲。有人带一碗泡菜，在喝酒划拳和唱酒曲的空当中，不让我睡，尽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火车有多长？他们还喜欢“听房”，跟打牌一样，算是娱乐活动。几个人提着鞋，蹑手蹑脚，拿着手电筒。听到二更半的时候，“夸”一下把手电光从窗户塞进去，里面的人就开始骂。骂归骂，大家乐此不疲。

　　在谁家喝了酒，晚上就睡在谁家。他和他老婆睡那头，我就睡旁边，一个炕三四米长。有时候，我在北京喝醉了，晚上突然想起来，应该拍点新窑子的什么，第二天一早买个机票就飞延安了。有一次跟一个叫王岗的建筑师喝酒，他第二天中午才醒，打电话问我昨晚喝多了没事吧？我说没事，我已经到延安新窑子了。

　　我跟新窑子的农民完全打成了一片。他们早晨5点去种地，我就跟着去。他们老婆送饭来，我们一起吃。我帮他们拉驴、拿粪——脖子上挂个粪兜，用手抓一把羊粪、牛粪就撒出去。干得起劲时，我完全忘了自己是个拿相机的，我以为自己就是个农民。村里人有时候也恍惚，分辨我是不是农民，就看我脖子上挂没挂照相机。

　　新窑子村，高志忠、贺梅夫妇和女儿高婧、高虹、儿子高阳、高旭，1997年摄 图/黑明

　　这种关系，不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更像是朋友、家人。村里有个人，为了能随时给我打电话，特意买了部手机。他叫刘胜利。

　　还有个叫马治英的。我第一次去他家时，看到他孩子感冒了。我出门书包里都习惯装点常用药，就给了他两盒药，他特别感激。那时候，别人还当我是“特务”，只有他不认为我是坏人，每天帮我背着摄影包和三脚架，跟我一起去照相。

　　有一天，他说想请我吃顿饭。吃完饭，他就在箱子里翻出一个包袱，里面是户口本。他把他们一家人的身份证拿出来，把自己的那张抽出来，说给我留个纪念。

　　这种情义，你没法用语言形容。他们真的很朴实，让你觉得他们没一句假话。人不就是活个真实吗？在这个村里，我活得特别真实。这次出书，我连那些离婚的事都没写进去。他们知道我是外地人，也知道我不会往外传，什么事都不避着我。

　　后来，村里的书记甚至召集村民开会，说给我弄个“荣誉村民”，要给我批一块地，挖两个窑洞，“一口睡觉，一口耍水（耍水就是洗澡）”，还说等我老了，要把我葬在村里风景最好的地方。

　　高强，1990年2月4日生于新窑子，吊车司机；高刚，1992年8月11日生于新窑子，铁路建设网格长。2025年摄 图/黑明

　　回过头看，从1996年到现在，快30年了。我为他们拍的照片，光是有过访谈的就有三千多张。这个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人均年收入一两百元，现在有的人年收入几万、几十万。我当初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现在也被他们戏称为“老汉”。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用摄影的方式去表达，我跟我的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自由的。在北京，我给你拍张照片，你可能不乐意；如果咱俩不认识，我在地铁里你，你可能会瞪我，甚至骂我。但在新窑子，没有这个问题。我在北京几乎不拍照，相机都不拿。

　　拍新窑子，出第一版影集的时候，我自己就花了13万。这些年，飞了四十多趟延安，光机票就好几万。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当我回到北京，冲洗出在新窑子拍的照片，看着那些面孔，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尽快重返那个地方。

　　北京宋庄，黑明路遇一个钓鱼的农民工，得知老人57岁时，61岁的黑明感到有些惊讶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新窑子于我早已不是一个摄影选题。它是我生命中一段长达30年的“纠缠”，是我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为自己也为历史找到的一个关于“真实”的锚点。在这里，我不仅用镜头记录了一个村庄的变迁，更用身心体会了一种在别处早已稀缺的人情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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