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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深秋，长沙的天气已经有些凉意。清晨的东风路上，机关大院附近偶尔能听到几声自行车铃声，在当时并不起眼，却在多年后，被人当作一段颇有意味的记忆提起。那一年，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许多省里的工作还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慢慢转向经济建设，干部们的心思和脚步，都在悄悄调整方向。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省领导骑着自行车，默默出现在宾馆门口，推车上楼，去看望一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上将。两人的谈话并不长，却留下了一句传诵多年的“我骑自行车来的”。说这话的人，就是当时的湖南省委毛致用。

　　这句看似随口一说的话，背后藏着的是一个时代的官场氛围，也是一个人一贯的作风。

　　一九七八年，王建安上将以的身份到长沙视察工作，住在市内一家宾馆。得知消息后，毛致用认为无论从组织上讲，还是从感情上讲，都应该登门拜访。他没有要省委那辆并不多见的红旗轿车，而是像往常下乡、进城一样，骑上自行车，穿街过巷，到了宾馆门口锁好车，快步进门上楼。

　　当王建安问起他怎么来的时候，毛致用很自然地回了一句：“我骑自行车过来的。”说话的语气轻描淡写，房间里的人却有些意外。因为按一般惯例，省委主要领导出门，少说也该有辆车，配一两个随行。对于已经在沙场上摸爬滚打多年，见过各种阵仗的王建安来说，这一幕多少有点新鲜。他只是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后来通过身边的秘书周忠秀传了出来。

　　在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拜访。但在当年的政治生态里，这种不摆架子、不打招呼、不搞阵势的出行方式，并不多见。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幕与毛致用几十年的人生轨迹联系起来看，就不再只是一个小故事，而是一个人性格和治政理念的缩影。

　　1929年11月，一个男婴出生在湖南岳阳县西冲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土路泥泞，田地分散，屋舍简陋。毛家也和附近大多数农户一样，日子过得紧巴巴，靠几亩薄田和零碎工活维持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很多孩子刚刚能帮大人干点农活，就离开了学堂。

　　毛致用的童年，就在这种清苦环境中度过。家里穷，粮食紧，可父亲仍咬牙让他把小学、高小读完。对那一代农村家庭来说，多让一个劳动力去读书，意味着要少一个帮工，多一份负担。这种坚持不算轰轰烈烈，却实实在在改变了毛致用的一生。

　　在乡间学校里，毛致用接触到的不仅是识字算数，还有一些简单的时事和新思想。老师会在课后提几句抗日、提几句时局变化，孩子们听得云里雾里，但模模糊糊知道，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1948年，他已经十九岁，在乡里算个“读书人”，也在这个时候与易银秋结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这段经历看上去平常，却直接塑造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一个特点：对土地熟悉，对农民生活了解，对“读书改变命运”有切身感受。也正因为有这层底子，当他后来参与土改、搞农业试验、抓农村基层组织时，很多具体做法并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能在脑子里自然对上号。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在农村铺开。1951年前后，岳阳县一带的土改工作很紧，乡镇里需要一批能写会算、敢说敢做的年轻人。就在这个时候，当地领导李惠林注意到了毛致用。

　　李惠林当时是岳阳县的负责人之一，经常要下乡检查土改执行情况。一次下去，他发现有个青年做事有条理，写材料思路清晰，和农民、干部说话都说得通，印象很深。当场就说：“这个年轻人，调上来做事吧。”

　　不久，毛致用被正式调到县里，担任李惠林的秘书。秘书这个岗位，看似普通，实际上是观察全局的窗口。他要起草文件，要听汇报，要协调上下，也要陪同领导下乡，面对各种复杂局面。对于一个出身农村、受过基础教育的年轻人来说，这等于一下子被推进了工作“前线”。

　　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慢慢显露出做事细致、善于琢磨问题的特点。从秘书起步，他陆续担任乡、区、县不同层级的财粮干事、组织干事、副乡长、副区长等职务。在这个过程中，他加入中国，开始真正走上一条从基层到地方主政的干部成长路径。

　　时间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问题成为压在各级干部心头的重担。毛致用先是在岳阳县担任主要领导，之后又调任岳阳地委，负责更大范围的工作。与一些只会在会议室里打转的干部不同，他习惯往田地里钻。有人回忆，那时他下乡，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到田里去看看再说。”

　　在农田里，他看秧苗的长势，看田埂是否漏水，和老农蹲在田边聊施肥、聊品种。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较真。对农业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办试验田这些做法，他并不陌生，甚至愿意冒一点风险去试。有一年，岳阳一带搞水稻高产示范，很多地方都怕失败丢脸，不愿意当试验田。他坚持选了几块地，派技术员驻在当地，要求干部跟着学，把经验总结出来再推广。

　　这套做法，看似琐碎，却让上级看到他在农业生产上的能力和想法。到了1973年，毛致用进入湖南省委领导班子，担任省委书记，后又在1977年起出任省委。那时他不到五十岁，已经是省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有意思的是，即使到了这个位置，他的工作癖好还是没变——爱往基层跑，不爱热闹场合，见人说线年骑自行车去见王建安，只是他众多日常举动的一部分，并不是特意摆出的“姿态”。

　　那一年，他暗访国营饭店的事情，也被不少老长沙人记得很清楚。那是1978年初，省里要在城里召开一个会议。听到一些参加会议的基层干部抱怨：“在城里吃饭贵，服务还差。”毛致用皱了皱眉，决定自己去看一眼。

　　他没有提前打招呼，也没有带一群人马，而是随便找了家国营饭店，走进去坐下。结果看见的情景，让他当场火了：地面油渍一片，桌子黏糊糊的，菜量少，价格高，服务员对顾客的态度也极差，甚至和他发生了争执。等对方知道是省委书记时，脸色一下子变了。毛致用当场拍板，让商业局局长赶到现场，责令饭店停业整顿，对相关负责人予以处理，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停职检查。

　　这一番动作，在长沙的小街巷里传得很快。有人说他“太较真”，也有人暗地里叫好。对普通群众来说，能感受到的改革，往往不是文件上的字，而是吃饭、办事时的具体变化。在这点上，毛致用显然有自己的考量。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各省来说，这是一场方向性的调整，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湖南既不是最靠边的内陆省份，也不算沿海前线，怎么在国家的改革开放布局中找到位置，这个问题摆在省委领导面前。

　　毛致用早早意识到，湖南不能关起门来搞生产，必须在开放中寻找机会。他常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想法：“以开放对开放，以开放促开发。”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其实包含了当时不少地方领导的思路转变：不再只是等国家下指标，而是主动学习、主动试验。

　　他把目光投向南方。广东毗邻香港、澳门，改革开放后很快走在全国前列。湘南地处湖南南部，和广东、广西接壤，交通条件相对较好，思想也相对开阔。如果说沿海是“龙头”，湘南就有条件做“承接带”。

　　在这种判断下，毛致用一面组织省里干部深入学习，一面安排人到广东考察。他给外出考察的人说得很直白：“不要光看热闹，要看人家怎么招商，怎么办企业，怎么管干部。”

　　1988年之前，他已经多次点名湘南要“跟上去，看准点，动起来”。到了1988年，中央的改革开放布局进一步展开，地方探索空间更大。毛致用抓住这个窗口，在年初组织一次湘南考察，地点包括郴州、零陵、衡阳等地。

　　那次考察规模不算太大，但时间安排得很紧。白天跑园区、看工厂、看车站，晚上开会讨论怎么干。有基层干部回忆，毛致用在会上说：“湘南不缺人、不缺地，就缺个胆和路子。不能老守着一亩三分田。”这话不讲客套，直戳问题根源。

　　考察结束后，湖南向国务院上报了设立湘南开放试验区的方案。1988年5月1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郴州、零陵、衡阳三地作为对外开放试验区。这一天，在湖南的区域发展史上，是一个清晰的时间节点。

　　与沿海特区不同，湘南的定位不是“从零开始建个新城”，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承接产业转移”。一方面，利用贴近广东的区位优势，引进珠三角向内地延伸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中等的产业，如轻工、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另一方面，保持本地农业基础不被破坏，推动农业向商品化生产转化，把农产品和新兴工业结合起来。

　　毛致用在内部会议上多次强调，湘南的开放不能照抄深圳、珠海：“人家的海港、口岸我们没有，人家那样的政策也不一定适合这块地方，照葫芦画瓢搞不好。”他更倾向于把湘南当作一个“接续带”，让这里成为珠三角发展成果向内陆漫延的通道，而不是另起炉灶与沿海城市竞争。

　　“承接型开放”在当时并没有一个固定提法，但实际操作大致就是这个意思：通过交通建设、园区规划、税收与土地政策调整，在内陆打造可以承接沿海产业的节点城市，从而带动周边地区一起发展。这么做，对当时的湖南来说，是一盘相当重要的棋。

　　毛致用的作用，在于敢下这个判断，敢从省一级把这件事推起来。省里确定方向，地市具体操作，中央则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从干部结构上看，他这一代省级领导人，既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艰苦，又经历了“”的动荡，心里对“折腾”的代价十分清楚，对经济建设的迫切性更有切身体会。

　　1988年4月，他调任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南湘南开放试验区的工作继续推进，而他则在新的岗位上，延续自己一贯注重基层、注重农业、注重组织建设的行事风格。

　　到江西后，他看到的农村情况，比想象中复杂。基层组织涣散，村干部队伍不稳定，部分地区的乡镇企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渠道有限。他在调研后，提出一个很直白的判断：农村问题的关键，一个是组织散，一个是路子窄。

　　在江西赣州一带，他推动了一项被当地干部概括为“一栏猪、一口沼气池、一片果”的发展模式。养猪，建沼气池，种果树，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循环：猪粪进入沼气池，产生沼气供炊事和照明使用，余下沼液、沼渣再用于果树施肥。这样既解决了农村能源问题，又减少了环境污染，同时提高了果树的产量和品质。

　　这个看似简单的生态农业模式，后来被他带回了自己的老家西冲村。可以说，从湖南到江西，再从江西回到湖南，一个思路贯穿其中：农业要讲科学，要讲循环，更要有组织有带头人。

　　2002年，毛致用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按很多干部的选择，这个时候在北京颐养天年，再合适不过。但他却提出回乡，回到岳阳县西冲村。这一决定，在不少熟人看来有些出乎意料。

　　他搬回老家时，西冲村还保持着典型的丘陵村庄面貌：土路尘土飞扬，电力供应勉强稳定，农户烧柴做饭，鸡鸭猪牛都在院子周围活动。村民对他并不陌生，早年他从这里走出去，后来每逢春节、清明，也时常回来看看乡亲，送点东西，问问情况。只不过这一次，他是把家安回了村里。

　　毛致用并没有把自己摆在“老领导”的位置，而是用当地人说法，成了“致爹”——既有长辈的威望，又有“在村里说得上话”的意味。他选择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自家院子里养鸡，地里种菜，承包一口鱼塘，还参与村里养猪场的筹划。

　　对村民来说，最直观的变化，是他带头推广沼气池。他把赣州那套“沼气+养殖+果树”的模式搬到了西冲村，先在自家建池，再带几个愿意尝试的农户一起上。有人不理解，觉得“挖这么个大坑，埋条蛇一样的管子，靠谱吗？”他一边笑，一边挽起袖子下地：“你们看着，先在我家试。”等沼气点燃之后，他专门请几位老乡来家里看火、喝茶。在实实在在的蓝色火焰面前，很多人慢慢改了主意。

　　不仅如此，他还对自家种植和养殖立了个规矩：鸡不喂添加剂，菜不打化学农药，鱼不投乱七八糟的饲料。在村民眼里，这些做法有点“较真”，成本更高，产量还不一定好看。然而他却很坚持，经常说，“自己吃的东西，不能糊弄。”这种坚持，既是对生态农业的一种实践，也是对乡亲的一种示范。

　　村里修路，毛致用也没闲着。西冲村通往外界的道路，曾经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他动员亲朋和一些愿意支持的单位，筹集资金和材料，又协调有关部门提供技术指导。村道一段一段修，先通小车，再铺砂石。对外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小村庄修了一条路，对村民来说，却是走亲戚、进城赶集、卖农产品的“命脉”。

　　在这样的过程中，毛致用的身份几乎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既是曾经的省级领导，又是地地道道的村民。他和乡亲聊天，不谈高调的政治术语，而是讨论“今年水田产量怎么样”，“那几户猪仔成活率如何”。有时候，有人拿着自己家养的鸡蛋来和他换，他笑着推回去：“自己留着吃，我家的够吃。”

　　有意思的是，尽管已经退休回乡，他对一些地方治理上的问题，依然保持敏感。当地曾有一次因砷污染导致十多万人饮用水受影响的事件，事情曝光后，他非常震动。面对相关干部时，他的语气甚至比当年在省里还严厉：“老百姓喝的水都保不住，你们还怎么睡得着觉？”这种态度，让身边的人印象深刻。

　　对家人，他也一样严。2005年，有一次警卫为了图方便，安排他的外孙乘坐警卫车外出。他得知后非常不满，当着面训斥：“规矩不能坏，一点都不能坏。”这件小事，在村里传开后，很多人心里更有数：这位“致爹”，无论在省城还是在山村，对原则的要求都是一条线。

　　毛致用回乡后，画家黄永玉曾专程前往探望，后来还画过一幅以他为原型的作品。画面上，一个瘦削的老者坐在乡村庭院里，身边是树影和瓦房，神情平和、不事张扬。黄永玉在画旁题了几句，意思是，人退下来了，心还系在这片土地上。那幅画，对熟悉毛致用经历的人来说，不难看出其中的意味：位极人臣之后归于田园，这样的选择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2019年3月4日，毛致用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90岁。消息传出后，西冲村的人们悄悄议论：“致爹走了。”不敲锣，不打鼓，却真切。

　　回头看他的一生，从西冲村的穷孩子，到县里秘书，到岳阳县、岳阳地委的主官，再到湖南省委、江西省委书记，最后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再从北京返回西冲村，养鸡种菜、修路建沼气。前后七十年，走了一圈，又回到起点，却把一路的见识和经验，都压在了这片土地上。

　　有些人记住的是他骑自行车去见王建安的那一幕，有些人记住的是他在国营饭店拍桌子的那次，有些人记住的是西冲村里那个穿着旧布鞋、蹲在田埂上看秧苗的瘦老人。这些片段拼起来，构成的，不是传奇式的戏剧，而是一个年代里地方领导干部的一个样本：有农村出身的质朴，有改革开放时期的开拓，有退休后回乡务农、仍不放松要求的坚持。

　　在很多老干部和老百姓看来，这样的经历，并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评价。那些骑过的自行车，走过的田埂，点燃过的沼气池火苗，足够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