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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的中国因为事实上落后于人，产生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遭到外国人一定程度上的“种族歧视”以后，会形成鲜明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进而还会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精神图腾。这样的集体记忆未必就是完全符合目前可见的事实的，其中一个非常有名，那就是传说中在上海租界外滩公园门口，存在过的一块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有名人默认这个牌子存在，从而进一步扩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力，这样的名人就有孙中山。孙中山在神户的演说是这样的：“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1]

　　虽然有像孙中山这样的名人背书，但并非没有人质疑。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产生的质疑，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上海的地方史学家薛理勇先生发表了一篇仅一千四百字左右的短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在这篇文章里，薛氏认为，关于这块告示牌的根据都是源于传说，告示牌本身实际上并不存在。

　　薛氏并进一步指出了以下极具冲击力的事实：一部分上海人称看到的那块中英文对照的告示牌，实际上是1949年以后，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品制作出来的。1983年上海市历史文物陈列馆成立时，这块告示牌被修复。[2]

　　上海史专家熊月之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明确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八个字的牌示，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确证……无论谁说亲眼看过，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一张照片、一份文件等第一手资料足以证明有这么个牌示。”[3]

　　但仅从以上二位的说法来看，只能说明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提法存在过。那到这里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当年上海租界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首先在1868年8月8日的当天，上海租界外滩公园建成对外开放时，的确有规定说：“工部局命令不准中国人入内游览”。[4]这个时候虽然还并没有制定公园的入园规则，但这种明晃晃对中国人的歧视却是确凿无疑的。这样歧视也并非没有人抗议。

　　1878 年 6 月 21 日，有人在《申报》发表题为“请驰园禁”的文章，指出:“沪上工部局有园焉，树木森然，百卉灿然，固热闹场中一清境也，然华人独禁不许一游，论者惜之。”“该花园创建之时皆动用工部局所捐之银，是银也，固中西人所积日累月而签聚者 也，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乎，窃愿工部局一再思之。”[5]

　　1885年11 月 25 日，颜永京、陈泳南、吴虹玉等8人联名，再次致函工部局，强烈表示抗议，再次被工部局拒绝。[6]到1885年这个时候，同时还首次公布了外滩公园入园规则：其中规定“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除西人佣仆外， 华人不准入内。”[7]

　　到这里可以明确的是，从1887年到1885年虽然事上存在歧视中国人，但并没有在“入园规则”上将中国人和狗并列而论。1899年到中国的内藤湖南，其游记《鸿爪记余》的记述中说：上海的公园，“和天津的公园一样，禁止支那人入内，不过若为外国人孩子保姆之支那妇女，则可借婴儿之威光而得以入内”。[8]

　　内藤湖南的说法可以表明两点，其一1885年的入园规则是存在的，其二入园规则到1899年依然存在。到1889年，上海依然有人在抗议上海租界工部局在公园开放一事上对华人的歧视，并且这种抗议取得了一定成效。

　　据《上海租界志》的记载：“1889年3月11日，上海道台龚照瑗就外滩公园不准中国人入内浏览一事致函英国总领 事，信中指出公园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设基金的主要来源也由中国人筹措，中国人却不能入 内浏览，这是对每个中国人的侮辱，要求责成工部局召开董事会议，开放公园。同年，又有华商多人呈禀上海道台，要求向外人交涉开放公园。对此工部局不得不稍作让步，宣布签发 “华人游园证”，允许少数高等华人入内。由于游园证签发手续繁复，且每证有效期仅一个 星期，全年只签发了 183 张。”。[9]

　　内藤湖南的记述和《上海租界志》的记载看似矛盾，但依然可以获得解释。从二十世纪初的入园规则的变化，可以反向推论十九世纪末的这种矛盾。1911年上海《申报》就上海公园批评说：“凡任纳捐之义务者，必应享公共之权利”。[10]石川祯浩也提到：“该规定因明言中国人不得入内，好像受到不少批评”，工部局1913年修订了规则：

　　第一条这些公园为外国人专用（These Gardens are reserved exclusively for the foreign community）。

　　第二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No dogs and bicycles are admitted）。

　　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到1913年也并没有把中国人和狗相提并论，还可以看出对中国人进一步让步淡化歧视色彩的态度，没有明确禁止中国人入内了。1917年改正的规定，排斥中国人的色彩更为淡薄，这些规定中同样没有把中国人和狗相提并论，如下：

　　第一条这些公园为外国人所用（The Gardens are reserved for the Foreign Community）。

　　第三条服装不体面者不得入内（No persons are admitted unless respectably dressed）。

　　第四条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Dogs and bicycles are not admitted）。[11]

　　从以上二十世纪对中国人的歧视色彩的渐次淡薄，必然并非一蹴而就，1885年发生“华人不准入内”的同时，又存在一部分高等华人可以入内，就已经是对中国人的歧视色彩的渐次淡薄的表现了。这样前文所述的，内藤湖南的记述和《上海租界志》的记载的矛盾就解决了。事实上所谓高等华人的标准应该就是和1917年的规定的第三条有关，能入园的高等华人要“服装体面”。

　　中国早期党员杨闇公（1898—1927）是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之兄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还未完全开放的1924年7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入夜往访新民，偕同子于赴黄浦江〔公园〕。子于着常服，不能入公园内，心内愤甚！外人压迫的痕迹，国人没有见着吗？”[12]

　　“新民”“子于”都是和他一起到上海的友人。他们好像去了外滩公园，却因服装不整被拒之门外。但好不容易来到上海，不能就此不了了之。于是，7月9日的日记又写道：

　　“六时许与子于、新民等赴黄浦公园一游（子于因欲入内，特改作洋服），浏览至九时许，改赴法国公园。此地较〔黄〕浦江公园要好得多，耍至十一时许才归，到沪来最快活的了。”[13]

　　通过换上体面的衣服也就是洋服，在1924年公园完全开放以前成功进入了公园。这表明上海租界公园并非华人就完全不能进入，在实际运行中，公园管理者因为歧视色彩的渐次淡薄，更加关注的不是第一条，而是第三条服装不体面者不得入内。1924年的《申报》中的记述可以进一步佐证这一点：“凡妇女着中西服装与男子之衣西服者，均得入内。”[14]

　　综上所述，一直到1924年在入园规则上都没有明确把中国人和狗并提，对中国人的歧视渐次淡薄，中国人在穿西服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进入的。不过得强调的是1885年开始工部局就偏袒日本人，[15]在这种偏袒下日本人穿中国服装是可以进入的，后藤朝太郎（1881—1945）就是这样一位日本人。

　　“那座公园虽说是不允许支那人进入的，其实并非不允像支那人者进入。因为是上海工部局所公认的公园，所以并非支那人的我，进入其间散步则理应无碍。……我因怀以支那服为常服的心情，故不怕别人是如何看我的。”[16]

　　中国人穿中国服装不能进，日本人就可以进。由此可知，虽然歧视有所淡薄，但并未完全消失。工部局对中国人有所淡薄，但就是不消失的歧视，就是完全主观恶意的吗？其实不然。

　　“……华人一入公园，便胡闹起来，不是随便便溺。便是攀折花木，不是涂画墙壁，便是随地吐痰。”[17]

　　“西人于涕吐之间，深自敛抑者，无非注重他人幸福耳。反观吾国人则裼裸逞扪虱而谈方，且以倜傥不羁自鸣。更何暇留意于涕唾此外人所以不以文明国人视我也……（上海某公园禁华人与狗入内，此大耻也，国人念之否）[18]

　　综上所述，歧视相当程度上，和后来普通人存在的不文明的现象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允许所谓高等华人入内，因为在外国人看来这些人受过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不文明的可能性更低。

　　到了1928年开始工部局考虑完全开放租界公园，1928年3月28日的工部局董事会，讨论“允许华人进入公园”（此处并无“高等”），并且提到董事会的观点是“要向公园使用者收取一小笔钱”，这一天关于开放公园给华人的议题，主要就是关于是否要设立门票。1928年4月11日的工部局董事会依然有讨论门票的内容[19]

　　这些讨论在这个时候，完全开放公园已经提上了日程。之所以如此有说法认为是因为：“租界当局为缓解同中国民众的矛盾，维持租界的生存。”[20]

　　这种做法有一定可能性，但并非完全合理。因为工部局董事会的讨论中甚至有预防歧视存在的可能的看法：“要向公园使用者收取一小笔钱，从而排除很多不受欢迎的人，不因种族而受到歧视”。

　　如果上海工部局和中国民众的矛盾真的很大，或不至于考虑歧视与否的问题，更合适的解释或许是来自杨奎松。

　　杨奎松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强势生长，公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言行，在西方竟逐渐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1905—1937年间则明显变得比较‘善意’了。由此可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外滩公园华人入园规定问题上的措辞及其改变，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与西方国家那段时期的历史密切相关的。”[21]

　　到1928年6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公园全部开放。从这里可知，杨奎松所作的分析在时间上，是正好贴近这个工部局预备开放公园这个时期的。再者也和前文所述，工部局对中国人的歧视色彩的淡薄之观点正好相符，因此我认为杨奎松的分析大致是更合理的。

　　综上所述，上海租界公园的历史虽然一开始就有限制中国人，但整个过程中在变化，虽然后来歧视逐次淡薄，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另外从一开始到最终完全开放，也并未将华人与狗并列而论。

　　我认为之所以这个说法一直被传播，有可能和中国人喜欢简化表述的语言习惯有关系。公园规则中确实同时存在“华人不准入内”和“狗不得入内”的条款，这两条独立的禁令在传播过程中被民众自然地合并和简化。

　　这样的简化或许也和1917年“服装不体面者不得入内”的规则有关。当时的中国人很难服装体面，在逻辑上很容易把“服装不体面者”等同于中国人，在表述上也容易发生与第四条合并的情况，因为禁止狗入内的规定一直都存在。这为“华人与狗”这一说法的流传提供了心理和事实上的结合点。这样就形成了更具冲击力和侮辱性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表述。

　　在近代中国饱受屈辱的背景下，这种高度概括的说法精准地戳中了民族痛处，极易传播和激起共鸣，从而从一个“可能存在的说法”固化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1]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华语出版社，2025年版。

　　[2][11][16]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熊月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示的迷雾与线][20]《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8]杨洪俊：《他者之镜：日本人笔下的清末上海·南京·武汉》，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12][13]《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21]杨奎松：《“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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